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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康隆教授访谈录----人类学家的田野,让村民自己打开眼睛
2009年03月25日     (点击: )

人类学家的田野,让村民自己打开眼睛

——罗康隆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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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舜(以下简称徐):罗教授,很荣幸能在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召开之即采访你。

罗康隆(以下简称罗):非常感谢徐教授对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关怀与扶持,通过人类学高级论坛把国内外的人类学家汇集到吉首大学,这对我校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

徐:你在吉首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可以说是在民族地区、边缘地区开辟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研究平台。吉首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在国内同类地区来讲,是走在前列的,做得很扎实,这与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你是我们人类学的后起之秀,有虎虎生气,我们的读者很想对你有进一步地了解,请罗教授首先把自己的经历向读者作个介绍。你是哪一年大学毕业?

罗:1983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1987年本科毕业。

徐:哪年出生?

罗:19656月出生在贵州天柱县远口镇潘寨村。

徐:小学中学在哪里读的?

罗: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乡里读的(本来考上县重点中学,但没能去就读)。这里有一个背景,当时我家的成分不好。我家祖上是做生意的,有了钱就在当地购置了土地,解放后就被划为地主。

徐:那是解放以前的事,是工商者,是地主,在80年代初期以前,你处在政治的边缘。

罗:对,那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可以说,从镇级中学(没有到县城读过书)出来,一直读到博士后的到2004年为止,只有我一个人。

徐:大学毕业以后在哪里工作?

罗:黔东南州地方志办公室。当时也是我老师推荐。

徐:你在大学读什么专业?

罗:历史学——民族史专业。在贵州民院读书时我有一个感受,很多人不愿意读民族学,很多人都愿意读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我们班同学真正跟着杨庭硕老师走下来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在毕业时跟同学们说了一句话,我们班六十个同学将来能有五个在全国有影响就是我们学校的成功了,我们班的同学还笑。其实到现在,我看还没有一个在全国有影响。

徐:你应该是。

罗:这是一种追求,离理想还很远。一个人要成材,要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仅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更需要自身内心的追求,对一件事情执着的追求。

徐:再回到你在黔东南州的情况,你在地方志办公室是做什么的?

罗:做编辑。当时我是贵州最年轻的编地理志的主编,黔东南的地理志、地名志是我亲手编的,其他如民族志、人物志、社科志、林业志,还有天柱县志是与人合编的。

徐:你现在是党员吗?

:不是。

徐:是民主党派吗?

罗:也不是,无党派。这有历史原因。我的祖父是我们镇上唯一登记为国民党党员的。40年代,我的大伯与二伯都在武汉大学读书,我祖父让他们抽签,一个加入国民党,一个加入共产党,抽到共产党的南下,抽到国民党的回到贵州做了土匪。(笑)我祖父觉得当时的抉择,害了儿子。他对我说要自己立业,不要参与政治,多年来我只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参加活动,以此来获得一种自由。但我的行动是从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出发的,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一直到今天,每年的春节或暑假我都要回老家去,这是我对家文化的一种理解与思考。看到老房子,我就会想我的前辈曾经思考过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们失败了?为什么成功了?对于我们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的学术理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去思考。92年我去了深圳,我到深圳企业导报工作,半年后感到深圳不是我的世界,我就回来了。回来时路过怀化师专。就当时来说,怀化师专是全国最好的师专之一,校园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我马上找他们校长说我愿意到怀化学院来工作,学校组织面试后安排我到学报编辑部。

徐:哪一年?

罗:1992年。在怀化学院学报上,我开辟了一个专栏:民族研究。以我的文章为主,包括怀化周边的包括苗族、侗族研究的文章。95年,这个学报公开发行了,这期间还成立了民族文化研究室。在怀化几年可以说是我修炼的过程。我一边做民族研究,一边学英语。学校有规定30岁以下外语必须过四级,否则不能评职称。我现在能够得到发展,那个时期是一个积淀的过程。当时民族研究所没什么钱,只有1万块钱,但都用于我的调查,使我能够在侗族地区建立自己的点。我的第一个点是湖南通道的阳烂村,95年写的《桃源深处一侗家》,就以此为基础的。到现在为止十多年了,这个点还在做。

徐:你在贵州什么单位工作过?

罗:黔东南地方志办公室,只是实习研究员,初级职称。95年我把自己的成果拿出来,学校当时就叫我直接评副教授,并报到了怀化地区人事处,说从来没有跨级评职称的,就被刷下来了。学校很惋惜,但是我很感谢学校的领导有这样的魄力。于是我就改评中级。当时我有两部专著,20多篇论文。如果是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后来为什么离开怀化学院?是因为那时湖南省要在吉首大学建立一个学科——民族学重点学科,并在全省物色人才,没有找到。那时我只是一个讲师,吉首大学的游俊校长和科技处李汉林处长很有魄力,李处长去怀化问我是否肯去吉首大学,我说我也不追求什么,如果是做学术,我愿意去。吉首大学很快寄来了商调函。我就去跟怀化学院领导商谈,说学科发展需要我去,他们就同意了。然而到了吉首大学,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尴尬,学校有许多教授、副教授都是做民族文学,民族语言的,民族经济,民族体育的,而我只是讲师。当时李汉林处长组织全校教师大会直接任命我当学科带头人。学校用任命制让我觉得责任重大。我现在为什么对吉首大学有如此深的感情,对这些人我是需要报恩的。中国是一个感恩的社会,我决心把这个学科做起来,我清楚自己要怎样做。我在第一堂课为全校教师讲的就是“什么是民族学”,我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到吴泽霖的民族志,再到其他著作,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三个词的内涵、外延、特点、应用对象、应用方法给全校教师讲。通过这次课使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后来总结时,游校长鼓励大家要全心全意的把省里委托给吉首大学的民族学做起来。当时在大田湾老校区,我有一间办公室,每周五的下午我就召集全校有志于民族学研究的人一起讨论、研究,这就形成了今天每周二晚上的“文化与田野学术”沙龙。

我们在湘西这个地方,学校就是田野,周边有更多的过去没有研究的东西。土家的、苗族的,离学校两公里就有最好的村落。当然现在城镇化速度太快了。当时有许多资料,如鸦溪的三王庙、村民社会的交往以及失去土地之后的生计方式变迁,都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这种方式开始积累吉首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料,包括现在所有的照片、录象。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学、民族学开始被学校认同。

徐:你是哪一年调到吉首大学的?

罗:下调令是1997年底,19982月份正式上班。当时叫政法学院历史专业,通过历史专业来做民族学。

徐:什么时候去云南大学读博士?

罗:2000年考入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系攻读经济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2003年又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做生态人类学博士后研究。

徐:你的博导是谁?

罗:陈庆德教授。之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是宋蜀华先生和杨圣敏先生。

徐:你的学术背景非常好。你们所叫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其他的地方都叫民族学与人类学,你对自己的学科建设有什么想法?

罗:以前我们所叫民族学研究所,那是出于重点学科建设的原因。后来既成事实后,我们就考虑学术传统。以前有许多人认为民族学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说这是误解也好,是偏见也好,这都是传统的认识。我们民族学不仅只做少数民族研究,还要做汉民族研究,也要对大和民族、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民族等当今发达民族进行研究。我们做民族学,把人类学放在一起,提出民族-文化-生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研究框架,展开对人类文化与环境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更能理解这门学科。

徐:人类学关怀是全人类的,民族学关怀的是群体的。

罗:人类学是关注人类整个活动带来的后果,民族学关注群体的活动的后果。人类是以不同文化归属而确定为不同的民族,也就是说,人类是以民族为基本单元来构筑的,人类的文化是以民族的文化来体现的。基于这样的学术理念,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所取名“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把人类学放前面,把民族学放后面。

徐:所以我觉得你们所的名称与国际接轨,十分规范。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叫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把它当两门学科,从民族学来讲,把民族学与人类学一个放前,一个放后,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一个特殊的发展状况。有人说是畸形发展,也有人说是一种政治的需要,这是传统的发展,真正的回到原位上去,当然应是人类学与民族学。我有一个新的问题,《族际关系论》是不是你的第一本著作。

罗:是我个人的第一部著作。

徐:我在1998年拜读过,这本书从人际关系去研究族群关系,体现了你的追求,恰恰反映了人类学的本质。如果没有这个本质,人类学就只能是研究民族风俗、习惯,从这本著作中看到你的理论功底扎实。我想今天再回头来,你自己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罗:这要从源头说起。在此之前我与杨庭硕老师合著过两本书,一是《民族、文化与生境》,这个名字是我取的。里面主要观点是杨老师的思想,这对我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这本书确立了一个观点,人类的文化、生存环境与民族群体三者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三个环节,民族-文化-生境是一个链接,这构成了人类活动的整个框架。一切文化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生境,生境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空间体系,其间的制衡关系很清楚,这是我写族际关系论的一个基点。任何一个民族的关系都基于这样一个本底结构形成的。第二个前提是在1992年出版《西南与中原》。该书从历史学的角度写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问题,用历史事实来阐述西南与中原的关系。从上古讲到20世纪后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来谈西南与中原的关系,这为我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历史文化事实基础。这些事实让我认识到那些关系的存在是有历史过程的。从民族-文化-生境这个理论解释文化内部的结构或内部关系的影响获得了一个历史的尺度。这为我1998年写作《族际关系论》奠定了一个基础。

现在来看,98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想探讨一个理论问题。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过去我们认为的那种政治压迫或经济压迫,它可能有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其中。他们的互动关系是一种非对称反应或非线性反应。从结构来说是一个错位的结构。这种错位反应是如何形成的?那是因为对民族间文化的误解,民族间相互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冲突、矛盾就由此而产生。如我们给一个民族经济投资,他可能不作用于经济,而是做到精神方面去了。这种反馈就与你的期望不一致。这些关系的处理,实际上都是文化问题。所以在族际关系的讨论中对作用与反馈之间是否对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了。我也从中重新认识和界定了文化圈、文化丛、文化层、文化因子等概念。这些概念尽管是从播化学派引出的一些概念,但我是以文化关系、反馈关系入手,而不是播化学派的圈与层的结构。该书中以27个案来进行了系统说明,以此路径想来讨论民族关系的运行机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族关系类型。我想,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人群交往的过程与结果。从远古到现在,通过交往对内部文化的改造才导致文化的发展。但这一点也许有人不认同、不理解。有些人也许认为原初社会是鸡犬不相往来的社会,我认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从来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它必然要与外界交流之后才改造自己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通过外界的影响、文化交流来反映出自己的缺陷,人类社会才逐渐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这是族际关系论最核心的东西。我认为社群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基点。这是后来我对《族际关系论》的补充。

徐:这是你这本书出了以后的进一步的想法?

罗:对。这是我的博士后的选题——文化制衡论,主要立足于人类文化与生态的基点,探讨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的问题。

徐:从《族际关系论》来看,说明你很重视人类学的理论。你还有很多优势,处在湘西,湘西的人群很丰富,你的田野时间长,接触到的东西也很生动,涵盖了苗族、土家族、侗族三大民族。你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罗:我对学生讲中国人类学最欠缺的是什么?是第一流的民族志,真正的人类学调查。现在让学术界认同的国内自己的东西不是很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从1995年我开始第一个点——通道阳烂村。95年暑假我带80多名学生去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路过阳烂一看,我很震惊,全部是青石板,鼓楼与别的村子不同,只有三层,但梁上的字是乾隆52年的,石碑是乾隆27年的,水井上的碑是嘉庆47年的,老鼓楼还要远久。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做人类学研究,就把他作为自己的第一个田野点,每年都去。

徐:是哪一年?

罗:1995年。每年去两次,与村里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通过田野,在方法上,我体会到在中国作田野调查与西方不同,马凌诺夫斯基是跑到荒岛上去做,因为那个地方是不懂英语的蛮荒世界,我们的田野点是懂汉语的,这是最大的区别。他们提倡的参与式调查法,学习语言是他们的规范,中国当然要提倡,但有人懂汉语,学语言对我们就不是最迫切的任务。我就想了一个乡村日记与学者追踪的办法,找到一个乡村医生,他既懂汉语,也懂侗语,在村中德高望重,他有时间与别人交谈,他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去记录他看到的事件。然后我再根据我的理解去解读。这些乡村日记是我们的镇所之宝。

徐:做了多久?

罗:10年多了。

徐:有多少字了?

罗:1000多万字的田野调查,包括村民记录的日志。我们有三个村落同时在记,每个村子有两个人记录。他们相互不交流意见,两个人记同一件事的看法也不一样。我们把这种田野作业方法叫“乡村日记与学者追踪的方法”。这种方法很实用,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学者不可能每天蹲在田野点上,让合伙人去参与,在假期时,我在他记录的基础上去追踪。只可惜没有找到女性参与这件事。我们所下一步能给民族学提供资料的就是这个,将会原文出版,用扫描、照相的方式加上我们的批语。通过这种方式或许可以进一步接近所在文化的本质。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对于民族学我们应该有底气做。做了这么多年,所获得的田野资料应该是全国仅有的,也是一流的。这是我们的学术自信。对一个村落的文化,通过他们自己的眼光和我们的追踪把这个村落做下去,包括我们的学生也去做,去追问。从不同的视角去追问,这是做人类学的一个体会。

第二个体会。做人类学不仅是给自己的回报,更多的是给乡民的回报。通过我们,他们看到现实都是他们的祖宗创造的东西,田野调查让村民自己打开眼睛看自己的历史。

第三个体会是村民在历史追问的过程中开始追问自己的发展,自发组织民间协会。如老人协会、村民协会、土地会、戏班子等都在村里建立起来。田野调查给了老百姓自信,村民在寻找自己的记忆,叙述自己的历史,解释自己的现象,我把这种情况叫“乡村建构”,是自己建构自己的组织、制度,这种建构通过他们现实的资源、智慧来实现,使他们团结起来,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是人类学的又一个贡献。我们的学生每年都要去田野点上建立关系,这说是一种人文关怀也好,收集资料也好,与村民的互动很重要,它使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所以人类学不仅是写好民族志,更是通过人文关怀会使他们确立自己社区的一种精神,确立社区的一种发展意识、保护意识和历史观念,这是人类学田野的一个价值。以上是做侗族调查的体会。
对于土家族,我觉得土家族族群的建构过程很重要。我于98年选择了双凤村,这是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做过人类学调查的村子。我们不只做数据的调查,而是从理解的角度去做。我通过这个点认识到土家族文化关怀并不象有些人说的土家族已汉化了,还有许多东西在现实的表面被隐藏起来,还要去发掘,去研究、去整理,所以云南大学1997年做民族村落调查,我就建议他们做双凤村。通过对双凤村的调查,我觉得一个文化事实挽救了一个民族。因为当时很多人说土家族没有文化了,通过文化事实的确立,民族被确立起来。通过田野反映出文化与文化事实不一样。过去人类学界所有关于文化的定义,包括克拉克洪收集到的160多种,几乎都是从文化事实角度去定义文化,泰勒的定义也是,没有反映文化的本质。后来在田野中,我认识到为什么文化的定义这么多?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的概念。我思考什么是文化?我觉得文化是指导人类活动、影响人类发展延续的信息系统。在这种信息系统指导下所产生的事实是文化事实,而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不同人群(民族)在所面对所处的环境求及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信息系统,所有的民族都如此。在这样人为建构起来的信息系统指导下,由于其具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出了呈系统性差异的文化事实体系。风俗、宗教、组织、语言、生计方式等都不一样,这些都是在文化信息系统指导下而形成的。文化是指导这些东西产生的背后的东西。所以这个概念是我做土家族田野的第一个体会。

第二个体会是政治方面很重要。土家族能够从毕兹卡到土家族是一个政治的过程。20046月我去香港中文大学树人学院开会,提到这个观点。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认同方式。我通过这个调查,以双凤村的文化事实为依据引起学术界、国务院、中央民委到地方的一种“群族认同”运动,这种运动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过去湘西是土家族强势,苗族为弱势。解放后这种格局被打破,来了个颠倒,当地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人脉资源等)突然一下子都被苗族占去了,土家族的出路在哪里?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一定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进行一种新的资源配置。从中我认识到做田野不仅仅是面对田野,掌握历史背景更重要,档案资料,口头传说也重要。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不仅要关注一个点,更要关注一个面,关注历史背景、历史事实,这是第二点体会。

徐:你的田野涉及侗族、苗族、土家族,在目前的学术界,你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开展田野,对于你刚才说的镇所之宝,我想对将来人类学的发展会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现在还年轻,再有五年、十年的坚持下去,这些资料将会很重要。我很赞成你所说的让村民自己打开眼睛,我们今天的访谈也就以此为题。你在回顾《族际关系》时提到文化制衡论,我们做田野,写民族志,从人类学的本质讲,你的文化制衡论是对田野内容的升华或者说理论上的概括。

罗:这样的思索是从做我的博士论文开始的。当时我也有点自不量力,被导师陈庆德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征求了许多老师的意见,他们建议为了能够顺利拿到学位,还是先做实践的,我就做了一个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这从陈庆德老师的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去切入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是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去分析)。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自己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就申请到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生态人类学的博士后研究。在博士后期间,我觉得必须完成一个理论建构的问题。当时题目叫做族际互动关系,想用苗族、汉族、侗族个案连接起来,通过分析进行理论探讨。

族际互动只是族群关系的永恒过程。人类学研究更多的要从个案中关注一个本质的问题,于是将题目改为文化制衡论。文本现在已经出来,取名《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但不一定成熟。在国内还没有人讲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还是以民族、文化、生境作基点,从这里出发去探讨人类学本质是什么?我从西方社会为什么没有提出制衡而只提出平衡,它的历史观在哪里?西方历史观是一个进化的理论,用进步的理论来探讨人类社会,这是一个平衡的结果。中国的哲学注重制衡的关系,它是一种循环的东西,不是一个进化的东西。循环中的基准不是平衡的问题,而是制衡的问题,是一种格局的存在。我从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中国的哲学思想来考虑中国应该产生自己的民族学理论,制衡问题就是具备这样的前提。以哲学本体论作为一个基石,我以文化去思考文化要素之间是怎样适应的?文化模式之间是适应,文化与文化之间也是适应。那么,人类学本质是适应达成的东西还是从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制衡的结果。制衡就成了下一次适应的起点。这个过程使我认识到从文化要素、文化模式、文化以及文化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关系去思考人类的运动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制衡的过程。

徐:传统上讲单一的进化,你讲的是周期的循环,对于循环的看法,我给你补充一下。中国传统是一种循环或者说从原点出发经过一圈又回到原点,但这种循环不是简单的回归,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状态,对中国的历史,我觉得王铭铭教授说的中国的历史不象西方,即马克思讲的单线进化,中国的历史很明显的是循环,改朝换代,但每一次改变都是与过去不一样,不一样的程度也有差距。你在考虑文化制衡理论时要加考虑。

罗:这对我是一个新的起点。我看过王铭铭、张海洋教授的文章,他们的历史学也结合了一些西方的东西,认识到西方在追求一种制度的变化,中国是一个制度性的完善,我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的修复或文化的再整合过程。在螺旋式上升中没有断裂,制衡就是不断裂的过程,断裂了就无法制衡。我觉得中国的人类学理论主要从中国的哲学、历史去汲取它的营养,去寻求中国人类学建构的方法或理论,才能被国际人类学所认同。

徐:现在全世界都崇尚和平,被某些事情搞得不知所措。美国出了911事件,颠覆了他们的一些观念。我觉得这时中国的传统应起作用。为什么现在孔子突然吃香起来,都对他感兴趣?我们现在的世界一片混乱,孔子时代也是一片混乱,七雄争霸,他所看到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是一种重复,这种重复是变化的,外表与本质都有变化。这时孔子思想的精华就出来了。“仁者爱仁”,太重要了。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人类学讲的就是尊重他人,善待他人。
罗:我想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现在世界类似春秋战国,多雄争霸,在这样的时代,文化的导向就十分重要了。可以预见的是,下一轮的人类文明取决于今天的文化导向。中国要成为强国,要引领人类文明的进程,就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建构出新的文化,并努力成为世界的文化导向。

徐:美国讲单边主义,实质是多元。

罗:文化的冲突是人类学关注的问题之一。既然存在问题,怎样去处理?人类学应做什么?从中国的传统,从孔子的思想出发,不过现在都只是对孔子思想的翻版,如何从孔子的人生理念反省现在的世界格局?我做人类学研究时,把中国哲学中制衡思想用到人类学中,强调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族群与族群、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谁也别想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与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人类学解读。目前,世界仍然是一种文化不认同,文化隔阂的时代,所以,我认为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就在于引导人类对不同文化的宽容与理解,对不同文化的认同,达成文化的自觉。

徐:你现在关注的文化制衡论,我非常赞赏,我也希望你从两个方面加强。一方面把田野坚持下去,把民族志做好。同时在理论方面,把你民族志的东西概括、提炼,升华到你的理论中去。现在王铭铭教授很重视这方面,研究的方向改为历史人类学,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思想去寻找营养。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到批孔老二,那么现在要回到孔子那里去,实质是回归人类学。思考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现在世界人类生存面对这样那样的危机就需要回归到人类学基本的关怀上去,人人都做到这一点,就容易认同、沟通,就能达到和谐。

罗:和谐本身就是制衡的表达方式。

徐:所以这里的核心就是文化制衡。你今天讲的可以说是人类学中国化的问题。在交谈中,你敢亮出自己的观点,对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坐标。希望你能用中国的材料、中国的田野、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智慧把文化制衡理论建构成熟,祝你成功!

罗: 谢谢!
文章内容转载于历史与文化学院网站(田红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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