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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类学
2008年12月18日     (点击: )

生态人类学是致力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人类的生存一直同邻近的土地、气候、植物以及动物种群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并对其产生影响,环境因素亦反过来作用于人类(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生态人类学试图探讨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活(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简言之,生态人类学希望对人类社会文化作为适应环境的产物做出唯物的说明(Seymour-Smith 1986:62)。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在遗传变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进化较为全面的理论。每一代都要繁衍出比适合生存的数量更多的个体,而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个体间的竞争也会随之加剧,那些具有利于生存个性的或通过变异的个体得以继续繁衍。正是环境的网络决定了某种特性是否有利于生存。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对达尔文的论述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容置疑的影响。马尔萨斯是人口统计学的开创者,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要超出食物供给的限度(Seymour—Smith 1986:87),这种趋势会导致疾病以及饥荒,从而导致人口增长速度放慢(Seymour—Smith 1986:87)。Ec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居住地、栖息地。Haekl在1870年指明了现代意义上生态的概念,意为经济、居民、动物的研究,即动物同有机及无机环境间的关系。这包含了达尔文所指出的生存竞争状况下有益的对立关系(Netting 1977:1)。因此,生态系统是由生物体在一个受到制约的环境内的活动构成的。

作为对达尔文理论的回应及其延续是很多人类学者继而转向环境决定论的研究,作为其理论阐述途径。早期的文化决定论试图通过按照环境的不同而勾画人类群体的文化形态,比如刻画自然形态与人类技艺之间的相互关联(Milton 1997)。博厄斯(Boas)、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等人以其详细的民族志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环境决定论无法面对诸多现实状况,随之一种形式灵活的环境决定论开始出现(Milton 1997)。这一时期,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他探究了对相类似环境的适应问题,得出了关于跨文化同一性的结论(Netting 1996:267)。斯图尔德的理论围绕着“文化核”的概念,这个概念他定义为“同生存活动、经济格局最紧密关联诸特性的集合体”(Steward 1955:37)。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生态、环境决定论在人类学领域不再受到推崇。生态人类学者间形成了新的学派,包括:生态系统范例研究、人种学、历史生态学以及相应的研究,提供了关于风俗习惯以及适应制度的解释(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生态人类学者相信人类并非要适应其生活环境的总体,只能认为是选择适应构成栖息地的某些形貌及要素。进一步讲,每个人类群体在文化方面都有各自的适应制度,特别是技艺。

诸如生态人类学这样的领域与现在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状况息息相关。人类学知识对指导人类关于如何建构生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潜在的意义。人类学,当他把视点放在环境问题上时,即论证了保存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生物多样性对所有种群的环境适应及生存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多样性对人类而言起到同样作用,因为它是我们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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