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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读《生态人类学导论》
2008年12月16日     (点击: )

《生态人类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是一部关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生态人类学最新进展的理论专著,该书由湖南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杨庭硕教授所著,作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生态人类学最基本的二元制衡理论,即生物制衡与文化制衡。这对于生态人类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具有创新价值,对根治我国乃至世界生态灾变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通读全书,我认为,以下三个问题值得生态人类学学术界、政府官员、关注生态环境的同仁参考和思索。

一、 二元制衡理论的内涵及其作用

生态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是指用文化人类学的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科。

生态人类学的前身文化生态学,是先在美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生态学最先是由美国的斯图尔德提出的,而“生态人类学”是在些其后由美国的人类学家维达(AndrewP·Vayda)和拉帕帕特(RoyA·Rappaport)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第一本专业的生态人类教科书《生态人类学》则是由唐纳德·L·哈迪斯蒂(Hardesty·Donald)等人于1977年编著出版。但在此之前有关人类生态问题的研究,文化人类学不同学派的学人也有所涉及,他们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思考散见于传播学派、新进化学派和文化唯物主义等。

1980年以后,生态人类学在我国得到长足发展。一些国外著作相继被译介到我国来,如:(美)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日)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8)、(美)唐纳德·L· 哈迪斯蒂的《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日)秋道智弥的《生态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等等。而本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也成绩斐然,如:高立士的《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尹绍亭的《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日)古川久雄、尹绍亭的《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杨庭硕、吕永锋的《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等等。

综观生态人类学的国内外著作,可以看出此前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个案分析为主,集中探讨特定民族和特定地区的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国国内学人的研究这一倾向表现较为明显。相反国外的研究则过多的偏向于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如(美)唐纳德·L· 哈迪斯蒂的《生态人类学》就较多阐释物质能量的交换,把人类仅仅当作一个种群来对待,文化的作用在分析中被弱化。类似研究侧重食物所含热量的测量、不同耕作方式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各种类型的人类活动所消耗的能量计算和人口增长与环境的关系等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唐纳德·L· 哈迪斯蒂的《生态人类学》确却地说应该被称为“人类生态学”而不应该说是“生态人类学”。而秋道智弥的《生态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正如其序言所称:本书不是一本纯粹的理论著作,而是理论与田野相结合的佳作。不管是国外的著作还是国内的著作,2007年以前还没有一部专门论述生态人类学基础理论的专著,而杨庭硕教授的《生态人类学导论》是第一部系统地阐释人类、生态环境和文化三者之间互动的客观规律的专著。因此,作者的这一贡献,使该书成为一部优秀的生态人类学的奠基之作。

作者历史地辩证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寄生性,分析了两大自为体系并行延续的各种充要前提,探寻人类社会的最佳生态对策(杨庭硕著,《生态人类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7。第12页)”,从而推导出“二元”制衡理论。所谓“二元”是指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自为体系的互动并行延续,以及这两大自为体系内不同层次、不同系统、不同构成单元的互动并行延续。而二元制衡理论则是指生物制衡和文化制衡理论。所谓生物制衡是指地球生命体系受有创新能力的生命信息节制,其中的物质与能量做有序、有节制的运行,致使整体及其下属层次、单元都保持稳态延续和可壮大的趋势;而文化制衡则是指在人类社会中,在具有能动创新能力的文化节制下,物质与能量作有序、有节制的内聚式运行,借此发育出层次有别、功能各异的物质与能量聚合单元来(杨庭硕著,《生态人类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7,第47-48页)。

作者认为生态灾变的成因同样具有二元对立性,他把生态灾变区分为自然生态灾变和人为生态灾变,并注意到两种生态灾变的出现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自然生态灾变是地球生命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此类灾变的不断发生刺激并诱导了生物的进化,使生命信息系统获得了不断创新的机遇,推动地球生命体系日趋复杂、多样与健全,最终孕育出了人类社会。而人为生态灾变则是指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兴起的生态灾变类型,这是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二元对立互动运行的派生产物。人为生态灾变发端于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的偏离,由此而导致了民族的社会存在与所处生态系统间不可避免的不相重合。对待这样的偏离,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会能动的通过文化的生物性适应去缩小这种偏离,但因民族文化又必须保持民族内部社会行为的尽可能一致,致使文化本身不可能最终消除这种偏离。与此同时,为了在并存民族的竞争中赢得更大的生存能力和延续能力,民族文化还必须启动社会性适应为本民族获得更大的生存与延续能力。由于在同一文化中生物性适应与社会性适应二元对立并且不可能完全兼容,因此,它将直接导致偏离的不断积累。最终表现为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偏离的扩大化。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化同时利用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系统则表现为偏离的叠加,长期积累的后果必然以人为生态灾变的方式暴露出来。

面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退化,人类常常感到束手无策,由于其退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类相关理论的建构,因而人们很自然的会将责任归罪于科技的异化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泛滥,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只会将人们的认识引向极端,针对这一偏颇《生态人类学导论》一文的作者认为:“往往是众多人为原因复合并存作用的结果,单纯追究某一两个原因不足以揭示人为生态灾变的机制(杨庭硕著,《生态人类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7,第122页)。”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人为生态灾变治理的新思路:由于人为生态灾变的成因具有二元对立性,人类的社会性存在所导致的所有生态问题,从终极意义上讲,都是这种寄生的二元并存互动延续所派生的结果,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根除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显然得在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寻求答案。在防治人为生态灾变时我们要避开所处生态环境的“脆弱环节”,积极有效的办法就是能动地改变生物资源的利用方式。这就需要诱导民族文化的重构和采取文化要素的嫁接手去获得新的适应能力,再次实现相关民族与所处生态环境的寄生并存的稳态延续。“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形式的科学技术都只是利用资源的手段,而不是是制造资源的手段。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生物资源,只能靠地球生命体系提供。因而,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多么发达,都没有改变人类及其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依赖,地球生命体系依然会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发挥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杨庭硕著,《生态人类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7。第57页)。”

从根治人为生态灾变的目标出发,我们最需要的正好是这样的理论才能支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存,因此,《生态人类学导论》一书毫无疑问应当是指导人们根治人为生态灾变的当前最具操作性的指导思想。

二、对生态人类学学科理论建设的贡献和对未来的影响

生态人类学这一学科术语的提出虽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了,但是要使其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却还任重而道远,目前生态人类学还只能在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中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生态人类学只有个案或田野资料的堆集,而对于基础理论的建构却显得苍白无力。迄今为止,我国的生态人类学基本上还处在译介、吸收国外理论的阶段上,还没有一本由中国学者著述的生态人类学理论专著;而且,国外的生态人类学也不是很系统,也面临着与中国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同样问题。

《生态人类学导论》一书的出版,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生态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具有开创意义。

首先该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阐述生态人类学基础理论的专著。目前,虽然国内外生态人类学工作者对生态人类学已作了一系列的研究,但至今未形成系统的生态人类学理论,而且一般都是从生态学或个案方面去研究生态人类学的。作者首次从理论上宏观地系统地论述了生态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论、理论架构以及学科定位等都作了周严的阐述。为建立生态人类学这门应用性边缘学科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填补了国内外目前生态人类学界的空白。

其次是该书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全书立足于有关文化适应的已有论述加以哲理性的逻辑推演,提出了文化适应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侧面,两者之间保持着辩证统一关系。以此为依据,剖析人类社会与所处生态系统的互动制衡关系,作为追究生态灾变成因的理论依据,进而成为应对生态灾变的指导思想。本书还对生态安全、生态维护等专用术语作了理论上的界定。同时,提出了救治我国典型人为生态灾变的参考对策。作者独到新颖的见解和深刻有力的论证,体现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造诣。其对生态人类学基础理论体系及其未来走向所作的论述,是目前生态人类学著作中最为准确和系统的。一部学术著作有无生命力,关键在于是否创新。如果大家都是人云亦云,炒冷饭,搞“急就章”那么学术研究就危在旦夕了。杨庭硕教授所著的《生态人类学导论》一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生态人类学,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界限,不仅会对目前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会对其它学科的发展产生牵连性影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该书找到了跨学科的有效结合的衔接点,这就是地球生命体系都是可以独立运作的自为体系,而两大自为体系的互动制衡,则可以成为勾通不同学科理论的衔接点。

总之,本书思想新颖、理论严谨、论证精练、观点全面,既显示了作者较雄厚的理论功底,又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充分体现了作者既乐于继承以往的研究成果,又勇于探索、创新和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

三、作者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读完《生态人类学导论》,掩卷深思,令我深为感动的是作者的学术精神和学者人格。文如其人。能写出生态人类学基础理论性著作的作者,绝非浅尝辄止的浮躁之辈。它需要不计名利、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我辈自叹不如。

作者几乎为一个盲人,所有的著作和论文都是通过口述和其他人代笔而成。作者就是用这种方法和凭着对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解完成了一部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著作。他的许多理论观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和广大人们的普遍认同。杨庭硕教授即使是在视力极差的情况下,也读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并以知识渊博和治学严谨而著称,他涉猎过考古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民族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他常常这样说:“万事就怕认真,只要你认真了没有做不好的事情。”严谨治学精神是人类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传统,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需要的。《生态人类学导论》一书从酿酝到成书前后经历了12年,其间5易其稿。淘汰的手稿超过150万字,而《生态人类学导论》一书还不到15万字,仅及十分之一,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科学求真的学术个性以及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执着探求。杨庭硕教授的治学精神值得大家仿效。

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生活在转型期社会中的人们的心态的突出特点就是浮躁。这种浮躁使得许多学者无心研究学术,为学位、职位、职称到处奔波,真正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学术的人已经不多,象杨庭硕教授这样不为名不为利踏实潜心地研究学术的唯一解释就是对学术的高度热爱和追求。正如林耀华先生在《从书斋到田野》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在学术研究上,关系最大,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研究者的态度。态度不真挚,而希望能有什么成就,有什么贡献,真等于痴人说梦……一个对学术研究感觉了真正“趣味”的人,全部的精神,都是灌注在研究本身上,不留意能否致用,更无论成名与得利,纯粹为学问而学而问,不取巧,不图侥幸,实在地从最根本做起。当他工作时,世事功利没有他的份儿,也根本不在他眼底,而他努力的结果,却是全社会福利,整个民族文化的增进。试问哪一种科学的发明,哪一本不朽的论著,发明者和著作者当时是斤斤以结果为念的呢?因此,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决定了他所有的概念的高低。“

杨庭硕教授潜心研究生态人类学已有多年,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专著和学术论文,这部《生态人类学导论》也是他多年苦心孤诣、耗费不少心血而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杨庭硕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生涯的代表之作。

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一种理论的价值或被接受的程度取决于该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紧密性和该理论是否能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生态人类学导论》一书在生态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解决我国乃至世界人为生态灾变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湖南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杨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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