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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红、王庆《中国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书评
2008年11月25日     (点击: )

1988年1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倡导和推动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战略决策。这一旨在探索和实践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试验区,在经过了近20年的摸索、实践和反思之后,以地方政府和当地学人为代表的建设者们对试验区建设的成败得失做出了一个深入而透彻的学术总结,即杨继红、王庆新近出版的《中国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一书。

作为一本对中央决策和地方建设进行总结的专书,该书并不是一本简单地对党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歌功颂德的政治读本,而是在深入剖析和反思了试验区的建设理念、方法及成效的基础上,运用了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其作了深刻的学理分析,并形成了极富创造性和推广性的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思路。因此,该书更应被视为一本严谨而深刻的学术著作。

该书首先从毕节地区的历史及自然地理背景着眼,立足于社会历史及生态的视角探讨了该地区如何演变为贵州经济最贫困、人口密度最高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其结论主要是:过度开垦导致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人口生产速度过快导致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这些情况的出现则与该地区的社会历史过程存在着密切联系,尤其表现在地方民族社会在应对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强力时,其原有的资源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迁。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不断渗透和推进,原本并不适应该地自然生态背景的汉民族固定农耕模式逐步取代了当地以彝族为中心建构的混成耕牧制。正是这一资源利用方式上的变迁,导致了以后愈演愈烈的农田过度开垦,造成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同时,随着汉移民的不断涌入,加上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采取了鼓励人口生产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口在改土归流之后急剧增加,并形成了人口快速增长的社会发展惯性。

在廓清了毕节地区当前现实状况的历史成因的同时,作者很自信的提示毕节地区的“贫困仅是一个过程”,这种贫困来源于资源利用方式的“一刀切”农耕化和一些不切当地实际的政策推行。如果能够有效地纠正上述两项错误做法,那么毕节地区的脱贫及可持续发展就能顺利实现。就此,在该书最核心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梳理了试验区近二十年建设的整体思路和具体工作方法,以及当地政府如何按照这些思路和方法开展试验区的建设工作。在这些思路和方法中,笔者认为其中最核心、最有创造性价值和推广价值的就是在文化多元并存格局下,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发掘和利用。即,在承认民族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前提下,对民族地方性知识进行挖潜利用,并尝试推动各民族经济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之内进行运作,从而获得良好的自我发展能力。

在作者提出的一系列毕节地区可持续发展思路中,之所以将“尊重多元文化并存,挖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理解成他们最核心的观点,是因为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大量鲜活的证据对这一观点进行剖析和论证。作者相信,在生态脆弱及生态危机多发地区,实现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就在于找到一条能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维护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到先例。当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都是按照先牺牲生态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然后以经济力量的大量投入重建生态这样一种经济-生态发展模式。不言而喻,这种发展模式在相对落后的毕节地区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们能走的只能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同步和谐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围绕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背景而展开,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维护达成一种可持续发展思路。作为毕节地区的主人,长期生息于乌蒙山区的各民族群众,他们无疑是对这一地区自然生态最了解的人群,其民族文化中一定蕴含了大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可以在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此,作者通过几个鲜活的实例说明了这一点。毕节地区生态背景呈现特异性、多样性以及脆弱性,这要求人们的利用办法必须契合其本身的自然生态结构特点。而当地各民族的传统生态利用办法相较于现行的大规模农田经营方式,在处理类似问题上显得十分有效。比如,当地生物物种构成十分多样,生命物质和生物能总体产出水平高,但单一物种难以形成规模,无法制成大规模的同种牲畜集约喂养。于是当地的彝族、苗族群众形成了极富地方特色的畜牧方式,其特点主要包括:1、多畜种合群放养,均衡利用各类野生饲料;2、农田和牧场交替轮歇利用;3、在森林管护中有意识培育具饲料价值的各种树种;4、发展出一套多重资源利用的办法,对不同物种和同一物种的不同部位安排不同的用途。这些资源利用方式有效地扬长避短,合理地利用了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特点。此外,在对待毕节地区生态结构的“脆弱性”方面,当地群众也是颇有心得。这里的脆弱性,是指毕节地区的自然生态结构表现为容易受到损伤,以及受损后自然恢复速度慢,因此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容易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局部退化。作者在书中举了三个例子,即对付河滩砾石化、对付土地石漠化以及刀耕火种,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转述。

上述类似的鲜活实例书中还有很多,它们足以让我们相信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潜力,相信当地各民族能够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努力实现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过,我们还是需要认识到,对于民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如何挖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对于社会发展的潜力,较之于认识和尊重地方性知识的存在更为重要。这也是本书有别于很多当前研究的地方。地方性知识及其有效性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正确认识,有关于尊重地方性知识(或者是本土知识、乡土知识)的呼吁不绝于耳,但在现实社会背景下有效地将地方性知识加以运用,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并不多见,或是效果并不理想。这也导致了虽然学术界大力推销地方性知识,但却很少为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认识和采纳,因而很难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本书根据毕节试验区近二十年的实践,总结并进一步提倡了地方政府和群众利用地方性知识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经验。

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依据人们的主观设想和想象运作的,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中,单一民族,尤其是相对弱势的民族,其文化发展总是受到其他民族的深刻影响。在这样的过程中,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地方性知识也难免受到影响,或是因为外来知识体系的冲击而消亡,或是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或是以一种表面变形的状态在民族文化内部继续存在。因此当我们需要重新利用这些知识的时候,我们一方面需要找回那些仅存于民族记忆中的那些知识,一方面更需要为这些知识的运用创造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前者更多需要学者及当地群众的努力,而后者则更多需要地方政府的作用。作为试验区的直接领导和建设者,毕节地方政府在科技创新、政策资金和外部环境营造上,极大地鼓励和支持了当地各族群众利用传统文化进行自我脱贫。笔者认为,这也是毕节试验区近二十年建设中最重要的经验所在。比如,当地政府结合农业专家和当地群众的意见,在推广种地地梗树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有趣兼有效的“五子登科”策略,针对毕节地区自然生态实际,对地方群众的传统做法作了现代科技创新。另外,当地政府还支持和鼓励当地群众运用自身的传统知识进行林业生产,如杨明生在石漠化山地的植树造林实践,不仅有效地遏制了石漠化的扩散速度,还大大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经济生活水平。

对传统地方性知识的重新认识和利用,在另一个层面意味着对现有某些生产方式和做法的抛弃,也就意味着人们需要在经济转型上做出努力。为此,地方政府和群众一方面寻找有利于当地经济-生态和谐发展的产业道路,另一方面为这些产业发展寻找市场。将地方经济与广阔的外部市场有效接轨,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说这里的“地方经济”的主导者是出于自然经济状况下的各民族群众。通过实践证明,这一努力是成功的。其成功一方面归功于当地群众对传统生计方式和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利用,一方面更归功于地方政府为地方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不懈努力。当地传统生计方式的自给自足特点,使得多样化低产出的的经济生产模式,很难切入现代市场并取得优势。为此,必须整合传统生产力资源,提高传统农牧产品的产业规模,或是构建适合当地自然生态特征的新型产业,以此发挥当地自然生态和生计方式特点,形成在现代市场中能够形成优势的现代产品。在试验区实践中,政府正式将这一任务作为自身工作的重点,积极探寻产业转型道路,并为传统产业开拓外部市场以及建构物流通道。

正是基于地方政府的上述努力,毕节地区彝族、苗族等民族的传统地方性知识得到了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而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运用一方面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效益,一方面也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心以及进一步自我脱贫的动力。在本书的第五章,作者用丰富的数据和个案对试验区的建设成果作了一个完整的总结。但与此同时,作者也提示我们不能就此满足于取得的这些成果,而是在接着的第六章从技术、制度、人才和信息方面,提出了毕节地区进一步发展需要做的工作。通过细读他们的这些建议和观点,我们依然可以在其中发现他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地方性知识的重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毕节试验区的实践过程中,无论政府、专家还是当地群众,都开始逐渐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在地方经济生态建设中的重要性。但受到现代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在观念上依然受限于固有思维模式的制约,在实际中依然存在很多不利当地发展的各类情况。比如,没有认识到混成耕牧制对于当地生态背景的适应性,依然过于强调稻田生产的重要性,并以此衡量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在推耕还林中,为了工作推行以及后期统计的方便而“一刀切”地要求人们种植规定的树种,而没有因地制宜,种植各民族传统树种。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人们,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程度依然有欠深入。于是,作者的这些建议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很强的指导意义。在技术层面,作者强调地方性知识与外来技术的结合,更为有效地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资源;在制度层面,作者呼吁进一步放宽资源领有和利用政策,为传统产业的发展创造环境;在人才层面,作者强调同时建立现代人才与“土专家”的培养体系,进一步加强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在信息层面,作者强调了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认识与解读。

综上所述,《中国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一书作为对毕节试验区近二十年工作的总结,围绕着“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这一试验区发展宗旨,总结和探讨了众多层面的内容。因此,对于这样一份个案研究,读者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是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有感于当前学术界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热烈讨论,笔者从地方性知识和民族地区发展间的关系着眼,将本书或者是毕节试验区的实践视为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进行挖潜利用的精彩而独特的个案,并希望这一个案能够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方面吸引学术界进一步开展地方性知识的应用研究,将对地方性知识的认识和尊重切实地贯彻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实践之中。另一方面推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民族地区政府,在理解多元文化并存的前提下,重视和发挥民族传统文化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推动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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