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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根基》导读
2008年11月25日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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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是20世纪末开始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严峻问题。在世人认识到生态危机严重性的同时,随即也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论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学科理念出发,对生态危机的认识和理解各不相同,所提出的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也是大相径庭。《人类的根基》一书向我们展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对策和思路。它明确揭示当代面临的生态危机极为严峻,而且与其他一些危机,如能源短缺、人口爆炸和环境污染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间关联的人类社会发展障碍。如果不克服这些障碍,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肯定是难以达成的。同时,作者正面指出了这些危机绝对不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消除的,可以通过人类社会的自我转型化解这些障碍,赢得新一轮的发展。可以说,贯穿该书的指导思想是,对待生态问题,我们不可盲目乐观,也不可以过分悲观。人类肯定可以克服这些危机,只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彻底改变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思路。为了全面揭示这一指导思想,该书花了大篇篇幅,以水土流失为例,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

本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从一种两分式的结构方法入手,它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建构理解为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从生物性角度出发,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生物物种,其民族文化建构的初衷必然是要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建立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关系,使该种文化所维系的个人或群体不断地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另一方面,人类超越生物本能成为能自主发展的生命实体,并在文化建构中引入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性内容,从而成为地球上最具活力的生命形态。由于文化建构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结合,因而人类从建构文化的那一天开始,其社会存在就已经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使人类社会获得了自主发展的能力,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因此,人类社会对待生态问题的正确态度只能是:有效控制生态灾变的规模和烈度,而不是将人类社会完全融入自然生态系统中。这一立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引导人们正视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并不削弱人类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坚信人类社会可以将生态危机控制在一个不影响自身发展的范围和限度。

该书进而讨论了生态危机的成因。认为当代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并存各民族文化制衡格局受到损害后,各民族文化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扩大和叠加之后的积合产物。这种偏离的扩大和叠加,并不是各民族文化建构的必然产物。只要使各民族文化的运行保持常态,各民族文化都会自然启动其生物性适应机制,自觉修复这种偏离的扩大和叠加内容,从而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逐步化解生态危机。这种观点的新颖处在于,它并没有将生态危机的责任归结于某个特定民族,而是将其视为各民族在文化互动中其制衡格局遭到损害甚至解体的后果。因此,只要各民族协同努力,共同建构和维护新的文化制衡格局,人类所面对的生态危机完全可以得到有效的整治。在这里,作者提出的多元文化并存观点,认为文化的多元并存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要求。人类社会同地球生命体系一样,都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复杂体系。对于这种复杂体系而言,其间构成的层次越多,构成单元越复杂多样,越能保持稳态延续。文化的多元并存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命脉。只要各民族都能正确认识并维护这一命脉,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生态危机均能迎刃而解。

该书研究的主题是水土资源的利用及维护。在书中,作者是将水土流失的控制作为实证内容纳入文章写作,以此深化其对于生态危机的认识和理解。该书将水土资源的利用和维护视为生态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剖析,他们认为水土资源是陆地生命形态存在的根基,当然也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基。水土资源并非一尘不变,而是按自然规律不断发展演替。有幸的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可以通过不断地适应和再适应去应对这一演替。因此,水土资源的自然演替并不会根本影响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延续。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一样,在延续过程中也必然会反作用于水土资源的自然演替,这些影响有利有弊。为此,该书明确提出,对于水土流失的理解需要一分为二,严格区分自然水土流失和人为水土流失。对于前者,人们只存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利用的问题,而只是对后者才存在有效控制和解决的问题。从该书后半部分可以看到,这一区分具有积极意义,它使我们清楚认识到水土流失控制的具体对象、方法和基本思路,而不是将自然水土流失和人为水土流失混为一谈。

该书还强调,在多民族文化制衡格局稳态延续的情况下,尽管各民族的文化运行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局部的人为水土流失,但却不会因此导致规模性的水土流失灾变。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稳态制衡的格局下,并存的人为水土流失在内容、形式、规模和时间上互有区别,因而分散了人类存在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和冲击。另一方面,这些并存的人为水土流失如同其着生的民族文化一样,不会诱发为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偏离的规模扩大和内容叠加,因此也不会积累发生规模性灾变。就此,控制水土流失的关键不能依赖单一的工程技术或经济政治法律手段,而是要从修复文化制衡格局入手,维护好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依靠文化的正常运行去最终消解人为水土流失灾变。有了这样的思路,协调一致的治理行动也就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理想,而是可以付诸行动且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了。

立足于对水土流失的民族文化认识,该书提出的水土流失治理对策也是十分新颖,即通过民族文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诱导性适应而实现对水土资源的控制。其中最核心的办法在于作者提出的“文化诱导重构”和“文化要素嫁接”。两种方法的指导原则是一致的,就是通过改变水土资源利用方式的手段,在正常的利用中实现对水土资源的维护和对水土流失的控制。这是一种全新的水土流失治理思路,它将水土流失控制纳入对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过程中加以落实,并不是将利用和控制视为不可兼容的两个对立面而截然分开。因此,该书的这种治理对策不仅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使人看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曙光。它不仅提出了全新的生态灾变治理办法,而且用个案方式将这种治理办法具体落实到了实处。举例说,该书主张通过文化诱导重构的方法去治理我国西南一些地区日益严重的石漠化灾变;通过文化要素嫁接的方法,寻找“砂田”的代用品,并通过其治理蒙古草原的沙漠化;通过探寻高原湖泊新的利用方式,解决高原地区的退耕还湖问题,从而控制高原水土资源的退化;通过借入固定水域资源的利用方式,去完成长江中游平原的退耕还湖,等等。这些都是很有见地、很具可行性的水土流失治理对策。顺着这种思路,我们开可以找到类似很多水土流失治理办法。而文化的多元并存,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治理所需的各民族世代积累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只要掌握文化诱导重构和文化要素嫁接两项意在恢复文化制衡格局的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各式各样适应于不同水土资源背景的人为水土流失控制方案来。该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也正在于此。

该书虽然仅着眼于水土流失的控制,但其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应用思路,也涉及到了诸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比如,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利用潜力、文化多元并存的基础和存在意义、并存文化间互动的机制及其后果等等。该书对上述这些理论问题的理解和剖析,可以使我们看到生态人类学在我国本土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这一步,并没有偏离而是更加坚持了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并与中国目前的实际得到了巧妙的结合。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该书尽管只是以探讨我国目前的水土流失治理为出发点和重点,但却为我国的生态人类学发展充当了不铺路石。从这本书中,可以隐约看到生态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将会是怎样一个情形。读者若要了解该书更具体的内容,不妨认真地翻阅该书,定会感到开卷有益。无论是从人类学理论探讨,还是从具体的水土流失治理操作,该书都能给您有益的指导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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